周秦以降，士以上阶层的人大多有名有字。按照《礼记》的说法，字为成年后所取。字与名常有意义上的关联。由于不少名、字的意义相互解释或彼此关涉，它们被看作一种特殊的训诂材料。早在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中就被用来辅证字义，例如，“宋司马牼字牛”、“古人名■字子游”等。清代学者王引之特别注意这种“自昔相承之诂言”，广泛考求，撰成《春秋名字解诂》，共列290条、338对名字关系。学者或加增广，或相商榷，逐渐形成一种专门学问——名字解诂之学。周法高《周秦名字解诂汇释》（1958）及《补编》（1964）广收涉及此学的说法，多达69家。吉常宏、吉发涵《古人名字解诂》（2003、2021）则解释先秦至清代名字10330多条，成为名字解诂之学最大规模的著作。
过去主要依靠传世文献研究上古（先秦秦汉）名字。《春秋名字解诂》多取材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史记》及其注解。《古人名字解诂》的材料来自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（1921），其中名字大多出于传世古书。今天来看，名字解诂之学还有一大宗新材料需要系统研究，那就是出土文献。
出土文献中的古人名字资料
金文中名字兼备者有数十例，颇堪珍视。西周晚期金文中叔向父名禹（叔向父禹簋），孙诒让指出“向”读为“蠁/■”，《玉篇·虫部》“蠁，禹虫也”。这一名字反映了“蠁”“禹”的古词古义及其同义关系。兮甲盘铭中，兮甲字吉父，王国维以“甲者，日之始”“吉有始义”加以沟通。后来郭沫若专作《彝铭名字解诂》，解释名字30余条，周法高、陈昭容续有订补。李学勤论证西周晚期金文中伯辛父名此，“辛（薪）”“此（柴）”相因。裘锡圭则指出晋侯墓地铭文中的“邦父”是晋穆侯费王（意为“辅弼周王”）的字。吴镇烽《金文人名研究》有“名字相应”条，曾举例概述各类情形。
简帛书籍类文献，如清华简《系年》、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《春秋事语》、汉简《论语》等涉及不少历史人物的名或字，与传世古书所见互有同异。有些名字关系颇为学者关注。如李守奎先生在论证楚竹书“莫敖昜为”即“令尹子春”时，指出“阳”“春”有密切关系。“阳为”“子春”可能是意义相关的一名一字。
简帛文书类文献中人名很多，部分兼录名字。西北汉简中有各级官吏及戍卒、客商、犯人等的名字记载百余条。通名之刺类似后世名片，如江西南昌象南中心东汉墓M11木刺写有“僮子董承再拜 问起居 广陵广陵字乌奉”，名字中“承”“奉”为同义关系。
两面及多面印、套印（子母印）的印文常常包含名、字。《缘闲堂古玺印辑存》著录秦四面印“隗起·臣舍·交仁·相思”，印主名舍字起，“舍”当训止，“起”意为发步、动身，两者意义相反。《左传》有齐庆舍字子之，《荀子》有楚令尹舍字子发，“之、发”指到往、出发，“舍—起”关系犹如“舍—之/发”。汉代两面印“赵良邪—赵常山”，施谢捷先生指出当是一名一字。其以良邪（琅琊）、常山两地名相关涉，反映了汉代命名取字的一些风尚。属于同人的多枚印章也常包含名字。山东龙口市西三甲西汉墓M15出土“王宣”“王广之印”两印，放置在墓主头部左外侧。“宣”的目的和结果为“广之”，两者当为一名一字。
汉碑名字资料丰富，一类是碑主本人的，如李固残碑、郑固碑碑主字子坚、伯坚，固、坚义近，与班固字孟坚同。另一类是集中出现的门生故吏或制作者等相关名录。像景君碑“羽忠字定公”、韩敕碑“张嵩眇高”、孔宙碑“张云字子平”等名录，名字俱全者均在五六十条以上。
其他材料如东汉墓券有“真道字直中”；安徽亳州曹氏宗族墓地出土的东汉后期湿刻砖文也记有一些名字，如“曹炽字元盛”，名字近义。
古人名字资料的学术价值
出土文献是与传世古书相辅相成的资料，又有传世古书所不具备的诸多特点，其名字资料弥足珍贵。
第一，出土文献拓广了古人名字的材料范围，带来了新鲜的训诂资料。
西周前期金文中有人名谏字■父（臣谏簋、叔■父尊），李学勤先生指出“■”读为“劝”，劝、谏相应。这是名字相应的较早实证，时代远早于《春秋名字解诂》所列诸名。
“暹”字除作人名，古书罕见用例。中古字书韵书中始见收录，如《广韵》“日光进也”，《玉篇》“进也，长也”。汉碑有台丘暹字世德、力暹字武平（景君碑），陆暹字孟辅（孔宙碑），王暹字元胤（魏元丕碑）。“暹”当主“进”声，与“荩”“进”音近相通，有进用义。进用则有功名，因此名“暹”而字之以世德、辅佐、继功一类意义。阐明上述名字关系，可为“暹”字研究提供参考。
第二，出土文献提供了局部丰富的古人名字样本，有助于今人科学看待名字关系。
古代人名经过历史淘汰，古书所记以社会上层和精英为主。前人讨论名字关系，所据材料先天不足。出土文献中上层名字固然较多，也大量出现中层甚至底层人名。例如西北汉简记载戍卒名字，汉碑的树碑人、出资者不少是基层治理者，印章的主人多属社会中层，其涵盖范围是传世古书不能比拟的。
从名字解诂的研究视野看，过去的研究常有所选择，即多在关系显豁、可以论证的名字上下功夫，而将关系不明者忽略。这就容易造成名字皆相关联的假象。例如，汉人常以“某卿”为字，乙瑛字少卿，或解释为名字互训。出土文献集中出现大批名字，提供了局部上比较丰富的样本。披览尹湾汉简及西北汉简中的名籍、三老碑的子孙名字、景君碑碑阴的门下故吏名字、双面印的名字，可见很多汉人字为“长卿/少卿”，而“名”则各种各样。另如长君/少君、长孺/少孺、长宾/少宾/幼宾之类，情况相同。这些名字显然无关。既然名字之间不尽有密切联系，研究中就要注意平行证据，结合古书例证、不同时代命名取字的风尚，科学阐释那些确实存在的名字关系。
第三，出土文献呈现出古人名字的实际用字情况，为名字解诂的操作方式提供支撑。
传世古书经过整理，文本多被整齐化、规范化，很多丰富的名字、字词现象不见了。出土文献提供了人名的早期“版本”，例如曹刿/翙/沫，在上博、安大楚竹书《曹沫之阵》中，“曹”有从“告”从“攵”，及再加“艹”的两种写法，“沫”有“蔑”等7种写法；晋文侯仇字义和，“仇”清华简《系年》作从戈之字。这都反映出名字的复杂程度，也为名字解诂拓宽了思路。
王引之强调，“古人名字多假借，必读本字而其义始明”。这一操作应该严谨有据，关键是弄清不同时代的用字习惯。出土文献中的通用关系正可为此提供支撑，也有助于解决古人名字中的疑难问题。春秋时期鲁国权臣阳货、阳虎，学者多视为一人。至于“货”“虎”关系，邢昺以为一名一字；段玉裁等则谓古音可通，实系一名。其说皆缺乏依据。今按，阳货之名见于湖北荆州王家嘴楚简《孔子曰》，写作“杨蔿”。上古“蔿”氏，在楚系金文中作从邑的形声字，担当声符的则是“为”“化”，或两虎相对之字。据此种通用可以推测，古书阳货之“货”很可能是以贝为形旁、以两虎相对字为声旁之字的通用字或讹字（两者音、形俱近），而后者从两虎相对，即与阳虎之“虎”有直接关系。因此，“货”“虎”确有可能为一名一字。
总之，出土文献所见古人名字是值得重视的新材料。对这种新材料加以汇集、整理，不仅能扩大名字解诂之学的材料范围，也能促进这门学问的科学化、精密化发展，并解决一些语言文字疑难问题，对于出土文献的解读、社会历史文化的探讨，也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（作者系湖州师范学院讲师）